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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关注:7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2019-11-30 1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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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之中,是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学场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产物。为了变法自强、救亡图存,以严复、章炳麟、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并开始将目光投向作为“永久革命的某种社会主体性”载体的文学,利用传统文学资源对西方作家的作品及创作理念进行阐释、分析和评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尤其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这两部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论,以西方新思想来剖析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学的发展特色,并彰显了文学之于民族精神的形塑作用。民国时期,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成熟和优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比较文学也进入了学科自觉的发展阶段,既关注于西方理论及世界文艺现象的共同规律,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理念。吴宓和陈寅恪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的相关课程,之后又被国内各大高校仿效;钱钟书、朱光潜、郑振铎、梁宗岱、陈铨等学者分别从中外文学关系、美学、民间文学等方面入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发现;而戴望舒等人则在30年代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理论著作,在中国首次系统性地介绍了比较文学原理和方法论。这些前贤的卓越贡献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新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范式与丰富的实践案例。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一直受到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与文艺理论的深远影响,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力行思想改造。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学者自觉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探索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作品的衡量与取舍标准。期间,由于中外文学交流较少,比较文学又被苏联批判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与世界主义的反动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动流派”,相关学科建设在此期间较为滞后。尽管如此,在中外文学关系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内,仍然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问世,共同推动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首先在于对中苏(俄)文学关系的考察,除了戈宝权以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为中心,系统梳理了苏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之外,葛一虹的《俄罗斯、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30年(1919—1949)》(1957)和叶水夫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1959),也分别介绍了中国对苏联戏剧的接受以及苏联与东欧、亚洲的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其次是对中印文学关系的探索,季羡林从50年代至70年代长达40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中印文化交流》(1954)等一系列考证性论文,厘清了中印文学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而吴晓玲的《印度戏剧的起源分类和角色》(1957)则着眼于印度戏剧和希腊戏剧的实证关系,成为影响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相关代表性研究著作还包括《中印艺术因缘》(1955)和《五四运动后四十年中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1959)等。再者是对中英文学关系的梳理,例如,曹未风的《莎士比亚在中国》(1954)论述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状况,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揭示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时代价值,赵铭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介绍了1957年以前莎士比亚戏剧在国内的翻译、改编情况,而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则聚焦于《赵氏孤儿》对于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这一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间的关系问题也引发了冯雪峰、韩长经、曹未风、乐黛云等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从外国文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鲁迅作品的创作特征、其所受到的外部影响以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此外,自50年代开始,文学翻译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唐人的《翻译是艺术》(1950)所揭橥的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周煦良的《翻译与理解》(1959)所引发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以及“直译”与“意译”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类学说当中,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影响尤为深远,前者提出翻译要重“神似”而非“形似”,用中文译出原作的精神,非仅追求文字上的相似,而后者则强调翻译要立足本土文化,对原文进行创新性转化,启译介学研究之先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学术研究领域也得以拨乱反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中国比较文学的面貌也日新月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说此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仍然带有自发、零星、分散的性质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学科建设则依托于研究中心、高等院校、学术团体等组织机构加以展开,形成了制度化、体系化、国际化的发展格局。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有意识地融合中西文学思想,以变异性、跨越性和文学性为出发点,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振兴之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呼之欲出。

具体来看,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文学学术组织、研究系所、专业刊物与协会的建立。

1981年,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通讯》。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中心。此后各地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组织、系所陆续成立,部分高校1983年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硕士与博士生。全国性与国际间比较文学会议日益频繁,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于1983年在天津召开,同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会刊为《中国比较文学》,同年杨周翰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在学科设置上,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将比较文学列为重点发展项目,9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必修课程,比较文学不但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更得以在2015年被增设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横跨在两大学科方向,在国内各专业中绝无仅有。

2.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所有阶段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8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者是钱钟书和王元化两位先生。钱钟书《管锥编》的出版(1979)被众多学者视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在该书中,钱先生提出了“打通”这一核心观点,即打破时间、地域、学科和语言的限制,从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与评判出发,以古今中外不同来源的材料分析某一文化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则首次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与西方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比较,成为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的典范。此外,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金克木的《比较文学论文集》(1984),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王佐良的《中外文学之间》(1984),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7),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1989),王宁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等一大批优秀学科专业论著的问世也对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对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反观自身文化的源头与异质特征,试图以自身独特的理论话语参与到国际性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知识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去。代表性著作包括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1996),孙景尧的《全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1997),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范伯群、朱栋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1996),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1995)等等。近年来,各类优秀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不断涌现,尤难备述。

3. 中国比较文学在强调民族性及异质文化互补性的基础之上,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引领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最新潮流。

首先,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学翻译仍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从80年代开始,以刘海平、朱栋霖、郭英剑等学者为代表的中美文学关系研究,以钱林森、金丝燕等为代表的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以孟宪强等为代表的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以孟庆枢、王向远、王晓平等为代表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均开辟了独树一帜的学术理论。而2000年以来,基于中国本位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流散文学研究以及域外汉学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文学翻译研究也更趋理论化,并聚焦于文本的误读、改写与文化观念的传播、塑造。谢天振在其《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1994)等著作中更系统性地论述了“创造性叛逆”这一重要概念,奠定了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次,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显示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国学者突破了以往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着重发掘同源性和类同性的限制,从本土文化价值观念及审美趣味出发,在研究中更为强调求异,通过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进行梳理,展开“双向阐发”,以期实现中西文学、文化间的平等对话。2006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变异学研究》中又率先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系统理论,强调文学在传播、翻译与接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与创新,旨在解决跨文明冲突、对话、融合等基本问题。

再次,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尤为明显。早在80年代,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等交叉研究便已然进入了萧冰、叶舒宪等中国学者的视野,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中西神话的比较,在神话研究的基础之上力求打通文学及人类学这两大学科领域,从而实现“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构想,而90年代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探索》(1998)与《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1991)则宣告了相关方法论体系的最终成熟。受到美国学者史景迁对于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中国形象研究的启发,以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传说与学说》和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0)为代表的文学形象学研究也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由赵毅衡所开创的文学符号学研究。这些新兴领域的拓展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整体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源和动力。

最后,新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还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层面,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诗学体系。这一比较诗学体系侧重于对经过译介与转述的外国理论资源进行还原和剖析,同时反观传统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探索跨文化的理论承接方式,以更好地进行理论再生产。王宁等学者正是由此出发,基于比较诗学提出了构建世界诗学理论的宏伟蓝图,将普适性与相对性结合,以期对东西方各类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性的阐释。

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比较学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不难发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兴旺繁荣,与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以及对传统历史资源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又始终胸怀世界、保持开放,通过借鉴国外最新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不断超越自我,推陈出新。正因为此,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异军突起。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国际比较文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与会中国代表超过500人;中国比较文学会长王宁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比较诗学到世界诗学的建构》的主旨发言,反响空前热烈;会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更成功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此次盛会的召开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各国同行的普遍认可,也意味着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又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和学科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实现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功能,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相信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一定能迎难而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的指引下 “充分认识并尊重差异”,“以极为认真的姿态进入他者”,在这个变幻不拘、异彩纷呈的时代里戮力同心,继往开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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